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发布

图1为纽约公共图书馆,图2、图3、图4为罗切斯特大学图书馆及其阅读区。杨舜杰 摄

  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P3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十年纵览P6~P7

  截至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年度研究报告发布10年。

  一项学术研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确实有需要总结的,这也是国内学术界的惯例。回顾与总结的主要目的并非感叹过往,抱残守缺,主要是发现不足,再接再厉。借用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的一句词,“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因此,本文从此项研究所取得的学术理论研究价值、理论研究服务业界的社会实践以及未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等几个层面进行回顾与总结。

  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是学术界第一次用图书馆收藏的书目数据来评价中国出版机构。从传播学理论框架的角度看,即将中国出版视作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将图书的编辑、出版与发行,与传播学的三个核心要素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受众一一对应。而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的研究,是从传播受众(读者)出发所进行的传播载体(图书)、传播者(出版社)研究。该项研究经过了10年实践,确定了中国图书海外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那就是通过一种图书的海外馆藏图书馆数量,确立该图书的传播范围;通过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的图书品种,确立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而基于汉语言为载体的图书出版研究,可以判断出汉语言这个中华文化的标志物——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基于中文之外的其它语种的出版品种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出版机构的世界出版能力,即中国出版社用外文出版图书、期刊、电子书、数据库(包含外文数量、外文品种等数据)等的出版能力,均是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的显著性标志。(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

  确立了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研究的客观标准

  在传播学领域,通常用文化标志物在所传播地区的到达率来衡量其传播范围、文化影响力的大小。而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了某本书的数量,代表了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地区影响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力包含了思想价值、学术水平及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种因素的认定。这种判断来自三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图书馆书目数据的客观性、可稽核特征。世界图书馆系统对于一本图书的选择,以所服务的读者需求为目标筛选收藏图书,通常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体系。比如欧美大学图书馆通常按照学科领域进行定期评估,选定一些核心出版社然后进行选购。因此能进入当今世界图书馆系统的中外文图书,每一本都是经过思想价值、学术水平、社会需求的检验,有些甚至是千挑万选的。特别是近些年,因为欧美大学图书馆的物理馆藏空间局限,对于中国出版的传统纸介图书选择,更是千挑万选,从过去3~4个复本,缩减到如今1个复本,甚至仅仅只挑选电子版和数据库,而不选纸介印刷版本。因此以世界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出版的书目数据为核心,综合媒体书评、读者评价数据来评估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的影响力,是一种第三方的客观数据,而且是随时可稽核、可检验的。

  二是图书馆呈现了不同民族国家的世界文化地理分布状况。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体系,公共图书馆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教育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因此,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十分重视图书馆的软硬件投入与建设。根据OCLC数据,截至2018年,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拥有近9万家图书馆。遍布世界各个国家的图书馆以及所收藏的图书、报刊、影视频资料和各种电子数据库、在线文献、手稿等文献档案,不仅仅是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精神活动的收藏、储存的地方,也呈现了不同国家、民族语言、思想宗教、历史传统等文化标志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地理分布情况。一个世界大国的文化产品,显然要比一个小国的文化产品收藏图书馆数量要大得多,这种差距同时也体现了专业出版机构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之间水平高低。

  中文本身即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在全世界图书馆的海洋中,以汉语言载体的文化产品种类、使用频次、地理分布范围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大小的体现。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以世界图书馆收藏书目为线索,探究以汉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中文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传播与影响的基本地理跨度。可以说,目前中文图书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是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之一。10年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坚持以世界图书馆系统入藏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追踪中国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范围。旨在以中文图书为切入点,观测和把握中国出版机构进入世界出版的能力与水平,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建设,加快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推广步伐,增强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的汇聚能力,早日实现出版大国、出版强国的目标。

  三是图书馆目录数据的全球化为中国出版的世界影响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和日益多样化,世界图书馆的目录数据逐渐从单一国家的互联走向以语言文化区的互联,大大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行政区隔,目前正走向世界互联,进一步突破了语言文化区的阻隔,而日益形成一个遍布五大洲的全世界图书馆目录数据公共平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在物理世界上已经有阻隔,但在互联网世界上则进一步推动了全世界图书馆界馆藏文献资料的互联互通的步伐。

  本项研究从2012年开始,最初主要以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为基础。这是一个发端于1967年,最初仅有美国俄亥俄州几个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互相共享,截至到2019年,全世界已经有2万多家成员馆共享目录数据,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出版市场最大的英文出版书目,基本已经能够在该平台上获得书目数据,同时还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中文等600多种语言的文化产品,多达60亿种。由于OCLC数据库偏重欧洲、北美地区,因此开始于2012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引进日本的CiNii数据库的数据、日本国会图书馆书目数据,从而弥补OCLC数据的不足。CiNii包含了日本1200所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联合目录,覆盖日本全境,同时还有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OCLC数据库与日本国会图书馆、CINII数据库的互相补充,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国图书在东西两个半球的流通轨迹,从而衡量出中国出版的世界影响水平。

  在图书馆书目数据的选择上,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将以OCLC为基础书目数据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书目数据的来源范围,如俄罗斯图书馆书目数据(包括部分中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图书馆书目数据,从而在世界图书的海洋中为中国出版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航行坐标。

  从知识创新、世界出版的维度评估中国出版

  所谓知识生产,指的是人们运用脑力劳动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创造新知识,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人类的各种生产提供理论与方法,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创新是知识生产的核心,因此社会只承认优先发现权和发明权,重复劳动是毫无意义的。图书出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物质化、社会化行为之一,充分体现了人类利用已有知识积累进行思想、文化创新的本质,即永远出版、发行和传播具有创新意义的图书、期刊或者电子书、数据库以及影视视听产品。图书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品的集大成者,正如上文所说,以规范化、学术化和系统化地收藏和储存具有创新性质的思想、文化产品为第一要务。因此,创新贯穿了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传播的全过程,创新是出版的本质。通过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可以从知识生产的维度衡量、评价中国出版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

  那么,中国出版的知识生产水平、创新能力到底如何?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特别设计了一个筛选门槛:即全世界图书馆收藏数量超过30家以上的品种,而且截至年限为1949年至2011年;2013年度的监测依然是按照30家以上进行监测。直到2014年度去掉这个门槛,以便更为全面地对于近600家中国出版机构知识生产能力的监测。总体上看,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年度研究,几乎覆盖了新中国1949年以来至今所出版的中文图书品种的世界影响力研究,从2014年度开始至今,以当年出版的中文图书品种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的品种来进行排名,并得出年度10强、30强、100强排行榜。10年来,覆盖了中国大陆的所有出版机构,既有综合出版社,也有大学社、教育社,还有文艺社、儿童社等等。由于基于一个客观的、可稽核的图书馆书目数据所进行的评估,因此馆藏排名,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创新能力排名,因此得到了全国出版界的积极认可和广泛接受。

  由于馆藏排名是基于中国近600家出版社年度出版的中文新书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的排名,它所体现的是母语——中文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这种评估没有涵盖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的出版能力研究,起码是不全面的。因此自2018年开始,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添加了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年度英文品种馆藏数据,以及英文品种出版地署名中国大陆城市的分布数据。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用英文出版图书、期刊、电子书、数据库以及影视产品等品种数量,以及通过世界图书馆系统所呈现的传播范围,体现了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出版机构的世界出版水平。

  也就是说,在中国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的研究中,我们引入了“世界出版”的理论概念,这种引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即一旦用英文出版的品种来衡量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社的时候,就等于将中国出版与欧美英语国家的出版放在一个天平上进行比较。尽管这种比较可能得出的结论并非一个量级,却意味着中国出版不仅要在自己的母语——中文出版方面,进行知识与思想创新,还需要在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英语出版方面有所作为。这为中国出版提供了一个今后努力与奋斗的目标。即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作为曾经在世界数千年时间里领先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其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传统和历史能够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推广普及,而拥有和掌握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英文出版能力,就是中国出版必须完成的功课。

  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除了跨语言的出版品种之外,还包含跨国别的出版市场,跨地域、多元化的出版人才等三个基本因素。而后两个因素,都会体现在第一个因素上,即跨语言的出版品种上。从这个角度出发,2018年将“世界出版能力”引入到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之后,大大拓宽了这项研究的理论视野,即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要进一步从跨国别的市场、多元化人才的角度评估与研究中国出版机构,从而引导中国出版机构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增加与世界跨国出版集团同台竞争的能力,使中国出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柱性力量。

  引入了读者评价、媒体书评的评估维度

  历时十年的馆藏影响力研究,基本上是依据海外图书馆馆藏数据所进行的,中国图书的世界影响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仅有传播范围的维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读者反馈以及媒体书评的评估维度。

  比如什么是一本好书?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问题,但是纠缠着多个层面的理论问题。人们经常会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发现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当一本书能够让人不惜跨过高山、渡过重洋,历经千山万水的跋涉之苦而仍随身携带时,这样的书就是一本好书。这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衡量的;当一本图书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的岁月阻隔,仍然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并进入庙堂而被后人不断膜拜,这样的书就是经典,理所应当是一本好书。这是从大部分读者普遍接受的共通性层面上进行的评价。不论从读者个体阅读的层面,还是大部分读者共同接受的普遍性层面,读者都是图书的核心,也是图书出版这样一个古老行业存在的基础。不论是雕版印刷、铅字印刷的图书,还是数字排版印刷的图书,抑或是将排版文字呈现在手机、阅读器或者大型数据库上,读者永远是出版这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物质化活动的中心和主轴。

  一旦从读者(传播受众)出发对于图书、对于出版机构进行研究,就必须依据一个大多数人都共同接受的标准,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图书馆的标准。因为读者对于图书的阅读接受永远是个性化的,读者是成千上万的,自然会有成千上万的阅读需求;同样任何一本图书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任何一个出版机构都不可能出版所有类型的图书,这是基本的常识。因此,坚持了10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充分发挥了图书馆收藏的书目数据对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集大成、最大公约数的作用。

  但是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是不能忽视的。20世纪中后期,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 gang Iser)创立了读者接受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读者阅读文本时,是带着自己的“前见”的,这个“前见”是受到个体思想理念、人文素养、审美情趣的影响,还包括之前阅读经验和接受水平等的影响。“前见”会使得读者对图书文本进行预判、产生期盼,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其关于阅读知识构建的结果和新的起点,读者的阅读是读者参与图书文本的意义和重建的一个重要能动过程。读者决定了图书的存在价值,读者以图书消费主体的身份影响着出版史的进程,成为推动出版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的研究,必须重视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但是如何体现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哪里能够发现这种读者个性化需求?如何将这种个性化需求与编辑出版和发行推广结合起来?这是目前基于成千上万读者阅读需求的公约数的图书馆书目数据研究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读者评价数据的引入

  本研究团队早在2018年就开始尝试引入读者阅读评价数据。具体做法是利用世界互联网公共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发现英语世界的读者、西班牙语世界的读者、阿拉伯语世界的读者讨论最多的是中国主题的图书,连续几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推出了“海外读者热议的中国主题图书”等研究成果。目前这项研究还需要在读者评价行为、读者留言、读者转发等受众接受行为的层级评估、关键词的抓取、公共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客观性、稳定性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

  (二)媒体书评数据的引入

  所谓书评,指的是对作为整体的图书内容所进行的评论。书评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书评包括以语言及文字等各种形式进行的评论,而狭义的书评则是指以文字形式创作的书评文章。广义的书评既不限制书评的形式(它可以是广播也可以是视频),也不限制书评的长短(它可以是一条微博,也可以是读者在购书网站里写作的一则短评)。而狭义的书评则专指书评文章。

  书评体现了图书出版这一人类精神活动的经济属性:即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阅读而由出版机构聘请同行专业人士对于某一图书撰写书评,在学术、思想创新的评价中包含对于该图书所进行的宣传、推广活动。因此,从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到域外主流媒体书评,从而引入同行评价的因素,使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全面。

  在现实层面上,自2017年开始,中国图书出版开始改变依靠品种增长的发展格局,书号宏观调控力度越来越强,纸张大幅涨价,传统出版模式越来越受到数字出版、新媒体的挑战。通过10年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的东亚图书馆基本不再大规模购买纸介图书,而转向购买中文电子书、中文数据库,目前中国图书的海外购买力仅仅来自世界公共图书馆,而且主要是大众图书,如文学书、畅销书、时尚流行图书等品种。特别是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出版的转型之年,即传统的书店、学术会议等线下推广模式要大大让位于线上的互联网直播模式,图书面对的人群不再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之内的读者,地理空间的区隔已经不再成为人类阅读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600家出版机构需要从传统的生产主体加速转变为推广型、营销型、沟通型的市场主体,通过更加灵活、互动、形象、直观的方式,让更多的不同区域与国家的读者体验中国图书的魅力,感受到中国思想、中国精神的力量。

  因此,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将基于馆藏书目数据的研究基础上,引入读者评价数据、媒体书评数据,并发布“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图书排行榜”、“中国图书海外媒体曝光度排行榜”,其目标就在于推动中国近600家出版社加大海外市场的营销与推广力度,从生产型转变成为营销型、推广型,推动近600家中国出版机构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一个可信、可敬、可爱中国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总之,历时10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初步确立了从一本图书的传播范围出发的客观研究范式,不同于以往传统人文社会学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定量研究为基本出发点,传播范围与将引入读者评价、媒体书评三个维度,基本确立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传播范围依据第三方的馆藏数据,读者评价依据互联网公共平台的受众反馈,媒体书评提供了具有同行评价性质的图书曝光率,三个层面的数据来源均为第三方的、公开的、可稽核的数据,因此客观性是这种评估理论框架的核心。正因此这项历时十年的评估研究才获得全行业的广泛认可,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接受,目前已经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普遍采用的一种学术方法。

责任编辑:杨柳

审核:刘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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