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51-53001222
点击举报
中国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面临哪些问题

  我们将官办智库细分为:官方智库和半官方学术性智库。

  官方智库主要是指从属于各级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由各级政府直接提供财政支持,研究的项目和方向也都来自于接收政府的指定安排。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下辖的宏观经济研究院以及隶属于中国海军的军事学术研究所等。

  半官方学术性智库在我国主要是指整个社科院系统、中科院下属部分研究所以及地方各级社科联等社会团体。在性质上属于学术机构,皆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半官方智库与官方智库的区别在于:半官方智库在进行政策咨询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学术理论研究的任务,其次在课题的来源上不局限于政府项目。但是在经费的扶持、机构的发展方向以及机构领导的人选等方面都需要受制于政府,所以这样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半官方学术性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我国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1.独立自主研究空间不足

  由于官办智库在研究经费上对政府部门的依赖,造成最终课题的结论受经费提供者影响的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官办智库的自主选题也缺乏其他渠道上的经费保障,这就使得政府课题成为了官办智库存在的唯一价值体现。不得不考虑,官办智库是否会出于经费利益上的考量而影响其观点的中立性。

  2.组织竞争力不强

  近几年来我国智库的整体发展环境大为改善,但官办智库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据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的活跃智库数量总计为464家,其中由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设立的,具有行政依附性的官办智库共有260家,其数量位居各类型智库之首。

  该报告对我国智库综合影响力进行了年度排名,官办智库包揽前十。可见,现阶段我国智库体系尚未形成完善的竞争机制,体制外智库仍然无法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官办智库形成足够的压力。从而导致竞争性思维缺乏以及组织竞争力弱化的现象在官办智库中存在。

  首先,从官办智库的组织内部来看,机构本身即为机关事业单位,研究者和职员属于政府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编制人员,在人员的考核上,职务、工龄、职称等因素占较大比例,而绩效考核的比例并不突出,缺乏激励机制和奖惩动力,易造成组织内部没有竞争的思维和心态。

  其次,从外部环境上来看,我国的官办智库与市场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对社会的适应能力。由于我国的国情以及相关政策,政策研究领域的开放程度存在过分限制的现象,民间资本在该领域中所占比例较小,主要还是以政府资金为主。而官办智库的性质在这种现状下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青睐,以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结果为例,除高校系统外,其余课题项目大多被官办智库所获得。其中,社科院系统立项210项,党校系统96项,军队系统47项,而各级党政机关及其他立项数为98项。

  这样的现状容易滋生组织的惰性,忽视对自身学术科研能力的要求,而一个智库的竞争力却恰恰体现于此。

  3.决策咨询职能发挥不到位

  官办智库受政府决策者的制约较大,决策咨询的职能无法发挥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官办智库较多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谏言献策,较少提出带有批评性和公众监督性质的建议。

  (2)我国官办智库专家的意见有时会带有明显的政策倾向性。

  (3)部分研究人员习惯于在理论书籍和统计年鉴上找数据、找答案,缺少走入基层,亲身实地调查研究的态度和动力,这样的研究结果不可能具有说服性,也不可能对决策咨询产生实际意义。

  4.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政府在资金和法律支持上的缺失,是我国官办智库难以发挥决策咨询作用的重要外因。由于我国的官办智库属于体制内的机构,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但对于部分地方官办智库而言,如果只依靠于每一年度的财政拨款难以支持其研究项目的正常进行,也无法聘请更多的优秀研究人员参与到课题之中,甚至因为财政的拮据需要将一部分重要研究课题暂时搁置。其次,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未对智库机构在政府决策咨询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运作方式、监管手段以及成果评估等方面加以法令上的规定说明,这直接造成了当前我国整个智库体系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

  5.技术支持建设不完善

  目前,我国信息情报网络的建设水平较低。

  官办智库在专业化信息支持部门以及信息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虽逐年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其次,在信息系统的发展程度上有所滞后,对网络数据缺乏有效的收集利用,这容易导致各智库的信息系统被相互割离,各系统之间存在信息自卫性过度的现象,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没有保证,从而无法形成一个强大、可共享的信息集合。

  此外,信息处理的技术水平并不理想,这导致智库对信息的收集、分类及管理能力相当有限,当面对新的问题时无法得到准确、及时的反馈。面对这一现状,我国任重而道远。

  6.内部运行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我国官办智库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运作能力的个体。由于对政府的依赖,使其从成立之初就存在着一些“先天的缺陷”。

  首先,在项目研究上,主要还是在依靠研究人员的个人研究,集体合作的现象较少,难以发挥团队协作的能量。

  其次,在科研考核上,由于职称评审体系,研究人员为了自身的发展,对发表期刊论文以及承担课题的重视度超过了实际的社会调研,这严重影响到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官办智库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有的有标准但难以严格执行,无法起到激励的作用。

  第三,在人员的流动上,官办智库的专家与政府决策层存在相互流动的渠道,但在实际操作上不够彻底,导致政策的研究结果无法完全转化为最终决策。

  最后,科研成果的推销机制存在缺失,由于科研项目多来自于政府,且研究成果多以学术期刊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发表,缺乏向社会大众主动宣传的意识,对社会的影响不足。

  7.人才结构不尽合理

  首先,除了中央和省级官办智库利用自身优势能够吸引到高层次人才外,不少基层官办智库的研究人员素质和研究水平偏低,甚至一度成为了安置退居二线人员和闲置人员的名誉性组织,这对官办智库的研究质量和组织形象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人员的知识结构也存在失衡的现象。我们以美国国会研究部(CRS)为例,其860名职员是由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信息工程师以及图书馆馆员等各专业研究人员所组成,当面对来自国会的分析性、专业性咨询时,各学科研究人员组合在一起,开展合作并给出最优的解答。

  反观我国官办智库的人员结构,则大多以社科类毕业生为主,专业主要集中在中文、哲学、历史、经济等,自然科学类专业占比较少。这种失衡的专业知识配置严重削弱了咨询成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此外,相当一部分官办智库的领导者来自于政府官员,其对于机构的管理参考政府机关的模式,没有考虑到政策咨询部门以学者为主的特殊性,人员的选拔、考核以及激励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缺乏实用性,这直接导致了官办智库“人浮于事”现象的存在。

  提升我国官办智库参与政府决策水平的路径

  1.优化官办智库发展的外部环境

  (1)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一方面,决策者必须摒弃“官本位”的决策思维,大力推进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者应集思广益,鼓励官办智库展开独立的调查研究,对不同声音,给予足够重视。

  此外,决策者需要利用多种途径,特别是互联网,建立起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渠道,提高政府的信息透明度。

  (2)扩大官办智库的自主性、独立性。首先,政府应在对官办智库的职能定位上进行调整。官办智库应为隶属于或依附于政府的独立部门,专门负责政府的决策咨询以及理论研究工作,作为决策咨询子系统独立存在于我国的决策体制当中。

  其次,政府需给予官办智库的研究人员较为自由的决策参与氛围,避免对其研究活动的干预和限制。

  此外,政府需将官办智库从繁杂、具体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脱离出来。

  最后,要避免政府“定制咨询结果”现象的发生,决策者不能利用政治权力去影响最终的研究数据。

  (3)推进决策咨询的制度化建设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关于决策咨询的专门法律。机成熟时,制定出有关决策咨询的专门法律,该法令中应以“咨询论证是决策过程的必要环节”为原则,明文规定官办智库的具体定位、责任,明确相关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详细注明决策咨询活动的地位、功能、实施流程和注意事项。

  信息交流需要制度化建设。我国政府部门应根据各地区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允许并鼓励民众依法获得政府信息,应打破原有较为封闭的决策体制,鼓励官办智库多深入民间、多探访调查、多举办交流活动。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我国政府应设立相关法规,对决策咨询活动的参与者进行责任认定,这其中包括了政府决策者和智库专家;对决策咨询过程的方式、步骤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等细节都做出制度性的规定,如果违规,则进行责任追究。

  (4)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给予智库体系提供适当政策倾斜,促进官办智库快速发展,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人才引进、资金使用、税收优惠以及社会资金募集等诸多方面。

  给予财政上的扶持。可借鉴西方先进经验,通过设立研究基金方式,为官办智库提供比较稳定持久的经费来源。例如我国现已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各省市的地方性“社会科学基金”。

  鼓励官办智库为企业和社会团体提供咨询服务。这类课题可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增强组织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围绕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广东省社科院与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共同开展“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工作,以及辽宁省社科联与大连金重集团建立对接联系合作等。

  2.强化官办智库的内部自身建设

  (1)构建科学合理的机构设置。一方面,使用制度手段适度剥离官办智库的政府属性。另一方面,在人员编制上去行政化,采取科研人员与行政后勤人员并行的双轨制管理模式,并采用政府雇员制。

  (2)提高政策咨询水平。首先,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应积极探索创新,借鉴国内外优秀的理论成果和经验,利用科学、先进的研究手段厘清问题,给出最优的政策咨询建议;其次,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上;第三,注重学术研究的积累,专家学者应依靠自身的学术专业优势,在某一领域进行长期的深入研究,形成丰富的学术理论积累,能够提出具有科学性、前沿性的主张解决相关的政策问题;最后,重视信息数据库建设对决策咨询工作的支持作用。应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信息中心或图书馆,专门负责文献资源和数字信息的收集、分类和管理,并且重视网络数字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依靠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构建专题数据库以及信息共享系统,为决策咨询研究提供参考与支持。

  (3)改革内部管理机制。

  在人员的引进和培养机制上,进行公开招聘,采用笔试加面试的模式,择优录取。

  在人员的培养上,官办智库应想方设法提高研究人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建立完善的人员交流学习的机制,积极派遣行政管理人员赴高校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理论和经验;利用自身优势,定期提供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互动交流的机会,帮助他们了解政策动向,或提供给他们前往国内外优秀智库获取前沿学术知识的机会。

  在内部考核机制上做出适当改革。考核侧重点应放在“研究人员参与政策过程起到的作用如何”,更加强调利用学术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内部人员坚持定岗定职的制度,不同岗位执行相应合理的考核制度。

  在资金管理机制上。在保证研究工作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精简机构运行和研究咨询活动的开支。

  (4)提升人才素质,优化知识结构。

  提升人才素质方面,我们应重视以下三点。①思维独立性,政策研究组织需要独立性,研究人员同样应具备独立性。②全面的知识储备,研究人员不仅需具备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还应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掌握多学科知识,加以综合利用,便于处理现阶段越发复杂的社会问题。③较强的创新能力。

  知识结构优化方面。一方面吸收不同学科领域人才,组成高效合作团队;另一方面则是要优化研究人员年龄结构,杜绝队伍发生过于老化或一味年轻化的现象,对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应采取以老带新、中青年为主体的原则。

  (5)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扩大自身影响力。

  首先,建立多样化的互动机制与政府决策者展开交流,在向决策者传递政策建议的同时,获取政府的决策动向。如江苏省社科院与南京大学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会议邀请高层官员与会,同官办智库的学者展开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可直接将具有预见性的咨询建议与具体的政策问题相结合,有助于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发展。

  其次,加大官办智库与政府人员上的交流互动,智库可将研究人员输送到政府任职,政府则应鼓励有能力的公务员加入到政策咨询机构中进行研究工作。此外,官办智库还可聘用现任政府官员或离任干部进行合作研究、专题调研。

  强化与高校之间的互动机制。官办智库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安排人员前往高校参观学习以及吸收高校学术骨干参与课题项目等方式,在学术、人员方面与高校建立一套完备、顺畅的交流渠道。

  构建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机制。官办智库需主动将研究成果、现阶段热点问题的解析、研究进展等内容整理后公开发表;适时开展民意调查问卷活动,收集民情;加大在新闻媒体上的宣传,在主流报刊上撰稿,参加关于热点时事问题的电视访谈类节目,直接与大众面对面交流;建立官办智库自己的网站,对机构及研究内容进行介绍,利用电子邮件、论坛和微博等方式与民众展开互动,力求达到最广泛传播信息、最深入了解民意的效果。(肖荻昱)

频道编辑:刘海龙

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立刻删除。

相关文章

你可能会喜欢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