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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到巴塔哥尼亚,前往“乌有之乡”的旅行笔记 发布时间:2020-05-18 12:15 来源:澎湃新闻

  4月因感染新冠病毒不幸去世的智利作家、政治活动家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年轻时曾遍游世界各地,从亚马孙的热带雨林到撒哈拉的荒芜沙漠,从南美的巴塔哥尼亚到德国汉堡。1995年,他出版了这本《南方快车》,在虚构和回忆之间,讲述了他从祖父出生地西班牙马尔托斯出发,一路来到巴塔哥尼亚,沿途搜集故事,最后回到西班牙的旅程。在漫长旅途中,他在智利的监狱中待过三年,在厄瓜多尔当过穷教授,还接了一份给富有的庄园主写回忆录的离奇差事……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摘录书中几个片段,展示这些颇具有拉丁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旅行故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智利]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吴娴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3月

  孩子死于心碎

  在火地岛的石油小镇马纳提阿勒斯以北,有个叫安格斯图拉的渔港,那里有十二或者十五幢房子,因为那里恰好正对着麦哲伦海峡的第一个窄道。那些房子只有在南半球短暂的夏季才有人居住,其后稍纵即逝的秋天和漫长的冬天,都是风景中的参照物而已。

  安格斯图拉没有墓地,但有一个被漆成白色的小坟面朝大海。里面长眠着潘奇托•巴里亚——一名十一岁时死去的小男孩。到处有人生、有人死,就像探戈里唱的“死亡乃习俗”,但潘奇托是个不幸的特例,因为那孩子死于心碎。

  潘奇托还没到三岁的时候,得了脊髓灰质炎变成残疾人。他的父母是巴塔哥尼亚的圣格雷戈里奥的渔民,每年夏天都从海峡另一边带他来安格斯图拉安顿。孩子跟随他们,坐在几个麻袋上,就像一个凸起的松软小包袱,望着大海。

  火地岛的港湾

  潘奇托•巴里亚五岁了,是个忧郁孤僻的孩子,几乎不会说话。但有一天,世界之南习以为常的奇迹又上演了——一群二十来头的皮氏斑纹海豚从大西洋迁徙到了安格斯图拉。

  把潘奇托的故事讲给我听的当地人信誓旦旦,说那小男孩一看见海豚,就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海豚渐行渐远,尖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让人难过。最后,海豚消失了,小男孩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音调非常高,惊到了渔民,也吓到了鸬鹚,不过,也让其中一头海豚游了回来。

  海豚靠近岸边,开始在水里跳跃,潘奇托高声尖叫给它鼓劲。所有人都明白那孩子和鲸目动物之间建立起了无需任何解释的沟通纽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命如此。

  那年夏天,海豚一直停留在安格斯图拉。冬季迫近让人必须离开的时候,潘奇托的父母和其他人惊讶地发现,那孩子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遗憾之情。五岁的他空前严肃地宣布他的海豚朋友必须离开了,否则它就会被冰困住,但是来年它会回来的。

  然后海豚回来了。

  潘奇托变了,成了个多话的快乐男孩,他甚至开起了自己身体残疾的玩笑。他彻底变了,他和海豚的嬉戏重复了六年。潘奇托学会了书写,以及画下他的海豚朋友。他像其他孩子一样,协助修补渔网、准备鱼钩、把海贝晒干,他的海豚朋友总是在水里跳跃,完成只属于他的奇迹。

  一九九〇年夏天的某个早晨,海豚没来赴约。渔民惊恐地找寻它,从海峡的一头搜到另一头。他们没找到,却撞见了一艘俄罗斯商船,那个海洋杀手正航行在离海峡第二个窄道很近的地方。

  两个月后,潘奇托•巴里亚死于心碎。他消亡,没有流泪,没有抱怨。

  我去造访了他的坟墓,在那里望向海,初冬灰色激荡的海,不久之前还有海豚欢跃的海。

  回忆布鲁斯•查特文

  奇洛埃岛上的小港口和村庄,大部分是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的海盗造起来,或者为了抵御海盗而造的。无论是海盗还是贵族,所有人都必须穿越麦哲伦海峡,停靠在诸如琼奇这样的地方补给粮食。自此所有建筑物的功能都不曾改变,并且所有建筑物都具有双重功能,不过,其中一种是主要功能。店铺的类别有酒吧兼五金店、酒吧兼邮局、酒吧兼航运代理、酒吧兼药房、酒吧兼殡仪馆。我走进了一家酒吧兼兽医药店,但门口挂着的招牌表明,这里还有另外一项功能——治疗人类和动物的疤痕和腹泻。

  我坐在窗边的一张桌子前,旁边几桌在玩“摸三张”,这种纸牌游戏允许同伴眨眼示意,也要求跟着韵律严谨的诗句出牌。我点了杯葡萄酒。

  “一杯还是一小杯?”服务员询问道。

  我出生于这个国家,只不过是再往北一点。我的故乡和琼奇相距不过两千公里,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踏足这天涯海角,让我忘记了某些重要的精确度量。我不假思索地坚持要喝一杯葡萄酒。

  不一会儿,服务员拿着一个巨大的杯子回来了,容量将近一升。在世界之南还是要记得使用“小”这个词。

  酒不错,是年份新的“皮普诺”,酸、粗、野,好比门外等待着我的大自然,这酒入口令人愉悦,我喝着忆起了布鲁斯•查特文(编者注:英国旅行作家,著有《巴塔哥尼亚高原上》)曾经特别高兴地讲起的一个故事。

  查特文在旅行中

  有次他重返巴塔哥尼亚,背包里装着很多“鼹鼠皮”笔记本,里面积攒的正是日后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旅行书之一、书名为《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佳作的原始素材。有一天,他来到了位于岛东部的库考。他已经饿了好几天,于是想吃点东西,但不想往胃里塞太多。

  “麻烦您,我想吃点清淡的东西。”他对餐厅的服务员说。他们给他上了半只烤羊腿,当他不满地坚持表示想吃点清淡的东西时,他得到的是一个不接受任何反驳的回答。

  “那只羊很瘦,先生,您全岛都找不着比它更‘轻’的了。”

  人固然奇怪。而且由于奇洛埃是巴塔哥尼亚的接待处,所以我们再往南将会见识到的真挚美丽的古怪言行都始于此。一位阿根廷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无法超越的故事,是他的学生对钟表的描写:“钟表是用来衡量延迟的,正如汽车漏油会坏,钟表也会,它漏的是时间。”

  有人说过超现实主义已死吗?

  港口的动静变大了。大卡车已经上船,现在轮到小型交通工具。等码头工人装完货物,不久就会呼叫乘客了。岛民力气很大,他们身型矮小,双腿短却坚实,快步运送着一袋袋沉沉的土豆和豆子、一卷卷布料、厨房用品、一箱箱盐、一袋袋马黛茶叶、茶、糖,货物属于商人,他们往往是第二代或第三代黎巴嫩人,一下船就会带着马队走遍无主的庄园和农舍,或是在安第斯山脉间、峡湾边,或是在无边无际的潘帕斯草原上。

  南方山脉

  我赶紧把酒喝完,外面的动静也传染到了我的身体里,我渴望离开这里。

  这场旅行始于若干年前,究竟多少年并不重要。它始于巴塞罗那那个寒冷的二月天,始于和布鲁斯对坐着的苏黎世咖啡馆。两个美国老人陪伴我们,但只有我们能看见他们。我们共有四个人坐一桌,所以大家喝光了两瓶干邑酒也没什么可羞耻的。

  “殖民者”号的捆绳已经松开,但舷梯还未收好。两名船员在和一位老人争执,老人的脸色像一张白色床单,他坚持要拖一口棺材上船。船员据理力争,说这会带来厄运,老人的回答则是他有权携带七十公斤的货物。水手威胁要把这大箱子从船舷上扔下去,老人大叫说自己得了癌症,有权要一个体面的葬礼,因为他是位绅士。最后船长出面,双方达成一致——棺材可以带上船,但他保证不在中途死掉。两边握手言和,随后,老人坐在了棺材上。这都是“鼹鼠皮”的养料。

  船开动了,船头对着科尔科瓦多湾的方向。我一番核实,小卖部里到处是醇厚的“皮普诺”,还有足量的烟,这令我愉悦。我准备好将一切所见都珍藏进我的小本子,很快我们就将航行在南半球的夜色里,向世界的尽头进发。

  我在南十字星光下举杯遥祝那该死的英国人身体健康,也许那一刻我听到的回响在风中的阵阵马嘶,是两个美国老人在那迷离海岸线上驰骋,就在那个凌驾区区生与死的分割线、无比广袤、满是冒险的地方。

  爱上亚马孙的机长

  帕拉西奥斯机长的飞行计划相当简单——在乌云下沿着乌阿普诺河,跟随它与阿拉胡诺河汇流,聚成更大的河流继续向东北方前行。飞机下的丛林仿佛正在休息的庞大动物,耐心等着迎接即将落下的暴雨。

  “您不是这里人,伙计。”

  “我不是,我是智利人。”

  “啊哈。这要啊哈两次。”

  “这是什么意思?”

  “您在这里,要么您有痴呆症,要么您不能在您的祖国生活。这两个原因中无论哪个都让我觉得很可爱。您看那下面的火烈鸟,您见过这么迷人的鸟儿吗?”

  他绝对有理——只有得了痴呆症的人才会上这样的飞机,我的确不能在我的祖国生活,以及,那下面,乌阿普诺河水溢出形成的小湖里,一群迷人的火烈鸟在等待暴风雨。

  飞行一小时后,我们望见纳波河西岸丛林里的一块空地,那儿有四五幢用芦竹和棕榈建的房子。下降约五十米后,飞机在空地上方盘旋。

  “别担心,这是为了让人有时间搭出跑道。”

  下面有些人朝河岸跑去,移开树枝和石头,然后挥动手臂指示我们可以飞下去。帕拉西奥斯展现出了他可以降落在一块毛巾上的能力。

  女人和小猪下飞机后,他装上当地人交给他的一些货物,我们第二次起飞。帕拉西奥斯把飞机开到河滩的一头,加速后几乎在水面上起飞,几分钟后我们又回到纳波河道上方。

  “你还紧张吗,伙计?”帕拉西奥颇为讽刺地问我。

  “没有一开始那么紧张了。您飞了很多年吗?我这么问是因为刚才降落在河滩上非常震撼。”

  “但我可是吓死了。”带着公鸡的男人在后排说道。

  “很多年?太多年了,我都忘了……”帕拉西奥斯机长回答。

  “这飞机是您的吗?”

  “我的?这么说吧,我们是属于彼此的。要是没了飞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飞机没了我哪儿也不去了。您看纳波河多美啊,这里的大片丛林每年会被淹没两次,能钓到很大的鲶鱼。”

  “没错,我前不久还看到有人钓了条一百四十磅的鱼。”带公鸡的男人说道。

  “您为什么对飞机感兴趣?您懂飞机吗?”

  “懂一点,发动机的声音不错。”

  “那是当然的,伙计。我的机械师很厉害,您在谢尔看到的那个穆拉托人是我的合伙人,他负责让一切各就各位。这架飞机曾经属于几个牧师,他们在马卡斯附近迫降,落在几棵树的顶上,就把飞机留在了那里。我们买下的时候它是块废铁,过了几个月我们又让它飞起来了。”

  圣何塞德帕亚米诺的着陆地点是一片用砍刀清出来的宽阔空地,此外还被当作足球场、市集、大广场。我们在那里放下带着公鸡的男人,我祝他好运,飞机加完油后继续在帕亚米诺河上飞行,然后与普诺河交汇,始终向着东北方向,再一会儿是奥雷亚纳省弗朗西斯科港,我们看到普诺河与可卡河汇入更大的纳波河,转而向东南流去。河水流经一千三百公里,去滋养狂妄湍急的亚马逊。

  最后一程旅途中,机长对我讲述了他一生中的几个细节。他曾在德士古公司当飞行员,报酬很高,但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不喜欢美国佬,而且他爱上了亚马孙。

  “它就像一个女人,伙计。它进入一个人的身体,深入皮肤。它什么都不要,但到头来那人往往会为了它,把他认为它想要的一切事情都给做了。”

  我们在圣塞巴斯蒂安德拉可卡继续畅谈,在整晚狂欢纵酒到连双耳都塞满了朗姆酒之后,我们决定能成为朋友,于是便成了朋友。多亏有他,我从空中领略了亚马孙最隐秘、最迷人的地方,他了解那片绿色的世界里的许多奥妙,甚于他了解自己,于是在我们第一次航行过去多年后,当我为了对破坏绿色世界的犯罪行为进行一系列报道的时候,帕拉西奥斯依然在,准备好带我去任何我需要去的地方。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在南美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巴西和巴拉圭交界处的潘塔纳尔湿地,在马托格罗索州南面。我们愉悦地告别,带着与朋友同饮朗姆酒带来的幸福仪式感,以及完成一部优秀纪录片的成就感——那是关于亚马孙短吻鳄灭绝的故事,它们的皮最终落到了欧洲的时装秀上。参加了纪录片制作的所有团队成员都认同,如果没有帕拉西奥斯机长援助,那会是一次无法完成的任务。

  “我们下次再见,伙计。不需要由我开口让您回来,亚马孙也在您身体里了,没它您活不下去。只要是去和那群伤害它的婊子养的干架,您知道去哪里能找到我。”

  我去找他了。就在我坐在这家餐馆里点了朗姆酒一个人慢慢喝完之前,我找他找得筋疲力尽。但我没找到他,也没找到他的合伙人,那个穆拉托人。有人告诉我,他们飞去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再也没回来,提供消息的人记不清那是多久前的事情了。生活与遗忘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总是发生得太快。

  那两个杰出的探险家现在如何?那个我从未知晓姓氏的人,那个总管我叫“您”和“伙计”的人,那个我的朋友,帕拉西奥斯机长。

责任编辑:刘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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