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作家邵燕祥逝世：“反省是作为人的需要” 发布时间：2020-08-04 11:30 来源：新京报

　　编者按：

　　根据作家章诒和朋友圈消息，诗人、作家邵燕祥先生于8月1日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7岁，“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一切圆满。”新京报记者也从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处确认了这一消息。

　　邵燕祥于1933年6月生于北京，祖籍浙江萧山，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80年代后又发表大量杂文、散文，晚年作有《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回忆录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邵燕祥早年以新诗闻名，尤其长于歌颂新生活和新景象的赞美诗。在出版于2003年的《邵燕祥自述》中，邵燕祥写道，这是他当时主动放弃散文、小说创作的结果。但在1958年初邵燕祥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1月才获得改正。“重获新生”后，他已经从一个极为热烈天真的追随者，转变为一个清醒尖锐的探求者，不断用杂文进行发问、批判与反思。

　　2014年邵燕祥老先生的作品《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出版，《新京报》记者彼时也对邵燕祥先生进行了一次专访，我们也特别在今天分享这次专访，共寄缅怀之思。

　　邵燕祥，诗人，1933年出生，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平反。著有诗集《到远方去》、《歌唱北京城》、《邵燕祥抒情长诗集》，散文集《教科书外看历史》、《大题小做集》、《邵燕祥文抄》，纪实文学《沉船》、《人生败笔》等。

　　撰文 | 肖舒妍

　　采写｜吴亚顺

　　在一次个人诗歌研讨会上，邵燕祥说道：“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 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诗歌便会沦为口号。

　　对于杂文写作，邵燕祥则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 他的杂文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由于邵燕祥的写作针砭时弊、直面生活，评论界曾有人称他为“当代鲁迅”。邵燕祥得知后连忙推辞，“鲁迅，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有一个”，但他也承认，自己把鲁迅引为师友，视为知己，高山仰止。

　　“即使鲁迅平生只写过一句话，就是《祝〈涛声〉》中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我就会终生视他为知己。”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邵燕祥正好读到鲁迅的这句话，从此便把它当作座右铭牢记。在被划为右派、下放劳改最压抑的时期，他也给自己定下了“决不自杀”的底线，正是这句话给予的力量。

　　邵燕祥的杂文除了去揭露、去批判，更不乏对自己的反省。这点也与鲁迅相似。他在一篇杂文集的附记中写道，如果不能学习鲁迅那种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而只一味当“手电筒”——光照亮别人，不照自己，只知指手画脚地进行说教，恐怕杂文将失去读者，做人也将失去朋友的。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邵燕祥曾自问，“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作为幸存的不幸者，他要书写、要记录、要为历史作证。于是便有了之后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邵燕祥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在出版于2014年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邵燕祥以真诚、朴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时光，并大声疾呼，“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而在2016年出版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他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记述了1945年至1958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此时他已83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勤奋地、急切地写作着。

　　今年年初，邵燕祥先生曾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聊自己的枕边书。《鲁迅全集》是他最初阅读，也是最常阅读的书籍。他至今记得，初中第一册的国文课本，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第二篇就是鲁迅的《秋夜》。当时他的哥哥还买过鲁迅的《彷徨》和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他常借来翻看。

　　当时最流行的书籍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邵燕祥也看得如饥似渴。不过，“武侠小说当然比鲁迅巴金的作品更吸引人，但我们的确只拿它解闷。”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邵燕祥年幼时就看得出神，长大后再看更觉得沧桑感远超一般的鸳鸯蝴蝶派。而且不仅他的母亲爱看，他的岳母也爱看，鲁迅也曾买来寄给自己的母亲，“不说全世界吧，全中国的老太太都爱看《啼笑因缘》。”

　　到了86岁，邵燕祥仍然几乎每年都要重看一遍《鲁迅全集》，尤其是其中1到6卷杂文的部分，常读常新。他也仍然保持着作文、作诗的习惯，只是不再出于创作激情，而是源于生命的沧桑。

　　他80年代出版的诗作《云南驿怀古》也许正好借来纪念他的一生：

　　我是历史，奔跑在古驿道上，

　　多少星霜。天天践着晨霜上路，

　　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东山上。

　　清冷的星斗筛进马槽，

　　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尽兴亡。

　　奔跑过多少烽台堠望，

　　驿站荒凉。荆棘蔓草

　　长满了当日的迷宫阿房。

　　我叩问人民；秦赢政

　　怕不如一曲民歌寿命长。

　　驿道上，也曾有鲜荔枝飞驰而往，

　　红尘飞扬。百姓长年陷身于水火，

　　而华清池四季温汤。

　　李隆基，我不忍呼你为淫棍，

　　你早年曾是个有为的君王。

　　永远是如此行色仓皇，

　　漏夜奔忙。说什么关山难越悲失路，

　　负重致远的才是民族的脊梁。

　　从来草野高于庙堂，

　　莽苍苍，一万里关山风起云扬。

　　(下文采访完成于2014年)

　　关于“右派”，下放劳改是条“出路”

　　新京报：你一直这么乐呵呵的。我看你的照片，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劳改前，去看望父母，门前留影时还呵呵笑。不过，写《沉船》时，说自己“死在1958”。

　　邵燕祥：哈哈。1958年，我“落入另册”，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够不怀着积极、负疚的心理去面对。不管怎么样，我得尽我所能解除他们的担忧——对老人尤其是这样。我记得，我给一些朋友写了断绝联系的相当于最后的书信，同时给我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我怕她没有精神准备，实际上，她也是没有精神准备。另外，对我的母亲也要做一些准备。母亲很担心我，但是她没有表示出来。我签了字，即将下放劳动，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那时候经常提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让母亲也相信，不管是狭窄的出路，还是宽广的出路，我能够一直走下去，不要担心。

　　你说的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母亲很可能在边上看着。很多人也有你这样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时候应当是满面愁云，怎么还笑得很灿烂？我想……就好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人变傻了，老是傻笑。像丢了魂，我傻笑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理智地看，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听命于理智，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比较复杂。可以印证的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划“右派”那天，回到家里，很平淡地对夫人笑了一笑说：“划右派了。”他也是笑了笑，很自然。他比我大13岁，后来他写文章，说有精神准备，采取的是随遇而安的态度。我……很难说是随遇而安，恐怕更严重点，应该说是“逆来顺受”吧。因为，我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你把下放当成了命运的一条出路？

　　邵燕祥：对呀。不但是出路，还是逃离原来的机关单位广播局的一个很好的解脱。我在那儿工作、生活了七八年，各方面人事都不错，但是忽然而来的一场政治风暴，对人际关系产生了强制性的改变。对这一点，我没有精神准备。打击和孤立右派是当时的统一政策，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不仅要打击你，孤立你也变成了常态。这么一来，平常很亲近的同事，无所不谈，笑语频频，忽然变了脸了，个别的人见面道路以目，用眼神打个招呼，一般避而远之。这种气氛，你们不妨试一下，比监禁还厉害，是一种精神虐杀。所以我想，下乡劳动，换换环境吧。

　　关于独立思考，从歌颂转至批评有个过程

　　新京报：从你个人的写作来看，最初是歌颂建设，1956年前后开始有批评。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邵燕祥：这个说起来话长。我并不是简单地从歌颂建设转到批评社会的阴暗面，有一个过程。当时，《文艺报》有两篇专论，一篇是郭小川写的，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另外一篇是当时还不是很知名的张春桥写的，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规。从我来说，我一直积极配合，写政治诗，因此，我觉得，当前的任务，一方面继续歌颂光明面，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看，要有所批评。这个批评，着眼点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等，完全符合口径。比如，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用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来质问工厂的经理，说我们的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到了你那儿，都被压制了；你成天讲这个讲那个，唯独不讲讲自己的官僚主义等。再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写过一首诗，叫《给初学拍马者的指南》，我读了后觉得很有兴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钻营拍马的恶劣的表现，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写了一首《拍马须知》。

　　后来，我的恩师、《诗刊》老主编严辰看到了这些诗歌，温和地暗示我：“我劝你不要写讽刺诗了，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抒情诗。”我当时并没有深刻体会他的用心，即使体会到，也晚了，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

　　新京报：这些批评中是否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邵燕祥：应当说是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我没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高层，而是认为这些现象是各级干部官僚化的结果，所以，我那时一个基本的心态，认为我们最大的阴暗面就是干部的官僚化、特权化。当时，我看得比较浅。我缺少实际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也不懂政治，支持我的信念和热情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相信党纲党章，相信人的修养——这种理想主义是最后我们提出批评的一个有力的后盾。

　　新京报：什么时候，你完全独立思考，是写“别了”一书之后？

　　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经历了思想改造，思想还是在“体制内”，不但如此，还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这样一个信念，成为我在自尊被践踏、权利被剥夺的长时间里的精神支柱。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是靠这个信念，度过了一个右派二十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