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抗美援朝战场上，宾县2112名战士奔赴前线，170余人长眠异国；如今，亲历者渐少，那段战场记忆可能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2020年10月25日，恰逢抗美援朝出征纪念日，哈尔滨市宾县档案馆开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老兵口述历史抢救计划”。找寻在世老兵记录他们的故事，录制影像、整理文字，从反复核验史实到形成《厚土丰碑 抗美援朝老兵采访笔记》，宾县档案馆用行动为红色记忆“存档”，也让人们了解到那些藏在岁月里的英雄故事与家国情怀，正以这样温暖的方式被人民看见、并永远铭记。

　　近期，维度新闻对哈尔滨市宾县档案馆副馆长李伟超进行专访，了解采访老兵、整理影像和文字的完整故事。

哈尔滨市宾县档案馆

　　记者：为什么选择采集老兵口述历史作为档案工作的重点？

　　李伟超：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巧合，我是2020年10月25日调到宾县档案馆，这个时间恰好是抗美援朝出征的日子，来之后我就认真翻阅县志，翻阅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数字2112，就是宾县参加抗美援朝的人数，牺牲在朝鲜一线的应该是170余名，各个年龄段都有，从17、18岁到40岁都有，都是正值青年和壮年，牺牲在异国他乡，让人觉得非常痛惜。

　　我就一直想做点什么，根据当时的年纪推算，应该还有很多仍然在世的老兵，于是就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去沟通、去联系，同时第一时间把我的想法和两位馆长和班子成员沟通，我们一拍即合。

　　后来在各个部门的配合下，我们找到了11位老兵，其中一位因为老人几乎听不见声音，无法交流，最后就定下对10位老兵进行拍摄，让他们把战场上的经历复述一遍，我们进行拍摄记录以及整理，最终形成了《厚土丰碑 抗美援朝老兵采访笔记》这本小册子。

宾县档案馆馆长范晓萍和副馆长李继伟在翻阅资料

　　记者：为什么这本小册子叫“笔记”呢？而不是“战场实录”之类的名字呢？

　　李伟超：其实我们考虑的是“真实性”，毕竟老人年纪大，而且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了，老人的记忆难免有所偏差。所以我们根据老人口述，之后再去查阅资料，对他们参加的战役和一些相关事件、任务进行梳理，力求真实，也最大程度地进行还原。

　　记者：那么这本书从记录到整理成书都经历了哪些环节？有哪些关键的环节或者困难？

　　李伟超：其实这并不算是一本书，它其实是一本内部参考资料。最早的时候我们也跟出版社沟通过，但是因为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老人的记忆难免有所偏差，虽然我们进行了资料的查验和梳理，进行了一定删减，力求最大程度地保证真实性，但还是因为成书需要非常严谨，所以我们做成了一个内部参考，而非正式的出版物。

　　关键环节我觉得还是整理时间线上，老兵所讲的东西在抗美援朝大时间线上，在哪一个点上，这个事情什么背景是什么？包括他们提的地名是不是真实存在，那些战斗是否真的存在？战斗是大是小是什么程度，起到什么作用？我们都需要去考量。

　　每个老人的采访都在2、3个小时，故事非常多，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挑选和删减，同时最大程度保留真实性、可读性。

宾县档案馆副馆长李伟超在老兵家

　　记者：老兵们讲述的经历中，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最深？哪些故事超出了您的预期？

　　李伟超：在采访中超出预期的地方非常多，当时我们认为老人年纪大身体会吃不消，但没想到每一位老人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平时不爱说话的也都说个不停。

　　记得当时给一位老兵做采访的时候，老人的女儿就坐在我身边，当听着父亲在战场上经历了这么多后，他的女儿一直流泪，她告诉我：“老人这么多年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当年在战场上的事，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的采访让我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也知道了他们那一批人伟大的精神。”

　　还有一位叫邢发的老兵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宾县宁远镇一个村屯发生火灾，老人知道后拿出自己的300元钱，又借了200元钱，带着钱从宾安镇走到宾县把钱交给了有关部门，饭都没吃一口，就又走回了家，前后路程大概有50公里。其实老人的经济条件不是非常好，但是他能做出这种事，这种精神非常让我们感动，也值得我们去学习。

　　还有多年前，郑善禹老人的儿女想将父亲居住的房子翻修，但老人表示：“现在的条件比我们在朝鲜好多了，不用修。”他女儿觉得是老人舍不得钱，就哄骗他说资金是政府出，没想到老人更加不同意，“那就更不能修了，国家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不用花到我个人身上。”

　　这些内容其实都是我们采访问题之外的，都是一种延展，但恰恰是这些细节，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了解了那些老兵对祖国的深沉的爱。

　　记者：项目入选第九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对宾县档案馆的工作有何影响？未来是否有新的规划？

　　李伟超：从我们单位角度讲影响还是很大的，包括《中国档案报》的采访，包括我们参加中国口述历史国际档案周的活动，也都让大家看到踏踏实实做事，总会得到一些成果的，从我们工作作风上也好，工作积极性上也好，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这本书出现之后呢，很多兄弟档案馆也咨询这个事情，他们表示这种形式还是很新颖，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围绕库房去开展工作，围绕着现有的东西去工作，我们现在是从资料书籍中搜集到蛛丝马迹，马上扩展形成新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开拓创新了。

　　包括我们参加传媒大学历史口述周时，主持人崔永元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就表示，这件事非常有意义，而且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老兵的人数将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也总觉得有点遗憾，没能尽早地开展这项工作。

　　我们是从2020年开展的工作，2021年7月份，我们想把书交给老人过目的时候，老人已经去世好几位了。同时几位拿到书的老人都很激动，他们觉得自己被组织认可了，被别人记住了，尤其是这些影像资料，他们感觉很新颖，他们第一次从屏幕中看到自己讲述过去的故事，都非常有感触，尤其是了解到这些资料将永远保存下去，他们更激动、更感动。

　　记者：回顾整个项目，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果重来一次，会做出哪些改进？

　　李伟超：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机会了，我记得当时跟崔永元老师团队沟通过，采访老兵其实跟时间在赛跑，所以我还是那个想法“我们做这个事还是太晚了。”

　　如果我们再进行一次采访，我们可能不会再准备得这么“精心”。我们拿着采访提纲，想着让老人依次回答问题，但我觉得再来一次，我想我会跳出这些框框，不给老人那么多限定，那么多引导，他去讲我们去听，这样就是最好的一种形式。

　　记者：未来是否计划继续挖掘宾县的红色历史资源？希望通过此类工作传递怎样的精神内核？

　　李伟超：走访完老兵之后，我们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后续我们继续围绕我们的县志资料继续研究，发现广西的老兵非常成系统，我们经过多方沟通，目前明确了十几位宾县籍的老兵长眠的烈士陵园等，我们就有了想去广西深入到某个州、某个市、某个县，去现场走访，从当地政府部门、档案馆、军人退役事务局以及百姓去搜集他们的故事，最后形成一些东西，补充到我们的县志和档案中去。

　　实习记者 李思仪 记者 贾博